惠盈财富 24小时、24个时区，是怎么在150年前艰难确定下来的

计时的误差和混乱，曾经是150年前全球各地面临的一大问题。为了推动时间的科学化，促进时间的应用更深度地商业化，一批人曾经奔走各方，推动全球范围的计时改革。

此前，时间曾经历了一段“双轨制”。在半个多世纪里，一些人致力于建立世界统一的标准时间，但这个目标很难一蹴而就，各地还存在着本地时间。因为，最初的通用时间是一种专业服务，价格很高，普通人“买不起”。工人、市民普遍依赖日出日落等自然计时方式，也有一些人抓住“时差”的商机，成为颇具传奇性的“时间贩卖者”。

《时间在说谎：一部时间创造史》一书讲述了150年前全球计时改革关键时期的故事。该书策划人、东方出版社编辑王夕月说，标准时间一天24小时、全球分为24个时区，我们在这种时间框架下习以为常地生活，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套时间系统是怎么确立的。从全球计时改革发生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在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革，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对我们理解当下的社会也有帮助。

国际子午线大会代表合影出版社供图

受挫的标准时间推动者

历史学博士、加拿大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科学作家和编辑约翰斯顿在《时间在说谎》一书中指出，如今人们使用的标准时间不是哪个人单独的创意，而是一批积极拥护者共同推动的。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环境都很重要。

183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萨福克发生了火车事故，原因是火车没能按照列车时刻表运行。在计时还很容易不准的时代，铁路是先行者。加拿大铁路工程师桑福·弗莱明（1827~1915）怀有建立世界标准时间的理想，据说他有一次在爱尔兰坐火车，由于时刻表印错时间没赶上车。弗莱明在一本呼吁计时改革的小册子上写下了这个故事，他希望以一个小时为单位，为全世界平均划分24个时区，结束各地使用不同计时方式可能引发的混乱。

在弗莱明活跃的时代，铁路工程师在计时改革上的话语权比天文学家要差得多，后者掌握着权威的时间计量技术。弗莱明转而通过行业组织去尝试推动变革。当时，美国计量协会、多伦多工程师和测量员专业论坛等组织，正在关注怎样优化计时设备，提高观测质量。

弗莱明提出三个重要动议。一是停止各地独立使用的地方时间，在全世界推行24个标准时区，每个时区跨越15个经度，代表一个小时。二是确立全球本初子午线，作为计算时区的起点，弗莱明建议设在白令海峡中间。三是用24小时制的时钟，在时间后面标明上下午。他把观点写成文章，设法传递到一些大人物手中。

当时的政治家和学术权威纷纷表态。官方不想干涉民众使用时间的方式。科研机构认为这件事虽然重要，但还没到该解决的时候。一些专家则出于政治目的，不支持他的建议。

做时间生意的家庭

1883年11月18日，美国和加拿大铁路系统决定采用标准时间，确定了位于伦敦格林尼治的本初子午线。但这并没有直接导致全世界标准时间的实行，相反，铁路通过的很多城市，地方时间都没变，火车开行造成了时间的“双轨制”。人们到火车站坐车，就得调校自己的手表。当时一些城市的居民反对这种变化，他们认为一切都被铁路巨头胁迫了。“太阳要遵照铁路时间升起落下”，当时的媒体这样报道。

1888年，英国产生了激烈的舆论争议。格林尼治时间到底是必要的公共服务，还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奢侈品？博物学家达尔文之子贺拉斯·达尔文需要靠邮局公布的时间来设置科学仪器，他建议邮局使用电流针来为全体民众提供时间信号。达尔文认为，这比邮局专门为少数付费用户派送时间信号要更划算。

可惜，邮局测算之后发现，安装电流针和运维的成本是付费用户所带来的收入的8倍。而且，安了这些东西，大概率就没人再愿意付费了。达尔文的方案在商业上行不通。

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母女玛利亚·贝尔维尔和露丝·贝尔维尔，被称为“非正式的时间服务者”。英国的报纸资料显示，19世纪30年代在格林尼治天文台工作过的约翰·亨利，曾经负责为精密计时表调整时间，使其和天文台的正确时间一致。他后来把这项服务提供给城镇中的钟表制造商和一些需要精准时间的有钱人。约翰于1856年去世，他的妻子玛利亚·贝尔维尔接手了这项生意，一直做到1892年退休。玛利亚外出工作时，会带着女儿露丝，因此在她1899年去世之后，露丝继续做着父亲开创的业务。他们前后曾服务过700多个客户，其中包括工厂、商店和富豪家庭。贝尔维尔家族的“时间价格”约为4英镑一年，略高于标准时间公司，比邮政总局便宜很多。

计时改革的国际政治

王夕月提到，我们现在所用的时间其实是被少数人界定的。在书中着墨甚多的国际子午线大会（1884年10月）上，很多小国或处在当时较偏远地区的代表，比如亚洲，还包括一些非科学专业领域的人的声音被忽视了。他们希望采用什么样的时间，更便于他们的国家或他们的行业发展，相关的声音在大会上处于下风。

有25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华盛顿的谈判桌，其中包括20位外交官、8位海军军官、7位科学家、4位工程师和2位大地测量员。约翰斯顿统计称，在会议上话语权最强的是科学家，他们的发言占了所有发言的35%。弗莱明作为英国代表参会，他和工程师同行们希望推动全球民用计时改革，但天文学家和海军官员们主导了议题，把本初子午线视为最重要的问题，以便解决航海的需要。

弗莱明在国际子午线大会第五天发言，提出全世界需要抓紧实践通用时间改革。他也提到，为了兼顾便利性和精确性，在地方时间和通用时间之间也需要建立连接，比如当时美国实行标准时间制，设计了24个地区性时间，每两个之间相差一小时。由于与会代表当时更多在关注本初子午线的英法之争，弗莱明的意见没能被进一步讨论。

国际子午线大会召开地，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行政办公楼出版社供图

国际子午线大会虽然只解决了很少的问题，但影响深远。过了大约40年，随着无线电广播的推广，通用时间更容易被各地共用，弗莱明的理想才逐步成为现实。这更多依赖于社会发展、商业经济需求和技术的进步。

书中记载了很多发生在国际子午线大会之后二三十年里的故事，时间一度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钟表行业一马当先，英美制表商在国际子午线大会之后掀起了申请新专利的高潮。为了应对24小时制，钟表行业认为“英国人都要重换时钟表盘和手表表面”。老式钟表还被认为技术已经过时。另一个当时出现巨大改变的行业是出版传媒业，各类实用性的时区、时刻表类出版物更新频繁，这也反映了当时计时改革热火朝天的状况。